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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保利古董珍玩首拍之论定窑白瓷之美
2013-01-31 17:41:29   来源:雅昌艺术网    点击:

在陶瓷的历史上,无论陶瓷釉色创造出多少种颜色,白色无疑是最早的追求。这一追求艰辛漫长,至少走了一千年。大约在北齐(550——577年),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。

 
  在陶瓷的历史上,无论陶瓷釉色创造出多少种颜色,白色无疑是最早的追求。这一追求艰辛漫长,至少走了一千年。大约在北齐(550——577年),古人才烧出相对意义的白瓷。以今天的眼光,这种白瓷不算太白,在釉厚处闪着不经意青色,但正是这不单纯的白色,拉开的中国白瓷的序幕,使得后世在陶瓷装饰上有了拓展空间的可能。古人长久地观察自然界中的自然之白,天上的白云,飘落的白雪,盛开的白花,千姿百态,都为古人追求陶瓷之白出示了标准。这一标准本是天赐之色,上苍赐予。古人在不知目标是否能达到之时,仍在努力执着地追求;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大好结局来评价古人的追求,在历史的局限中,在古人不知陶瓷可否烧成白色的前提下,中国古代工匠一直孜孜不倦,踽踽前行。宋定窑白瓷邢窑的影响下,应孕而生,让其白重新演绎。定之白与邢之白的区别不是技术上的革命,而是思想的飞跃。
 
 
  左:宋 定窑印花双鱼花卉大盘 成交价:HKD 3,910,000
 
  右:北宋 定窑印花卉纹大盘 成交价:HKD 1,955,000
 
  可以看出,邢窑之色唯恐器具不白,而定窑出现后则游刃有余地将白淋漓尽致的表现。定窑镶金银口则是帝王审美下的奢侈之举。仅是弥补定窑覆烧工艺涩口的不足,以其高成本弥补低成本的商品古今未有,便可说明,镶口并不是为之弥补工艺缺陷。理论上讲,覆烧仅为了提高产量,提高产量降低质量的事只能在低档商品中流行,而早期定窑作为皇家用瓷时,决不可能计较这样一个差距不大的成本损失,去冒皇帝不悦的风险。此次即将拍卖的两件定窑印花卉纹盘(Lot 757)、印花双鱼花卉大盘(Lot 758)皆为芒器镶铜口,其铜色深邃古朴,光泽绰绰,镶嵌轮廓工整。应为宋代皇室贵族的定烧器物。定器包镶金银铜口,华贵时髦,宫廷盛兴。于是,包镶金银口遂成为一门行业,宫廷民间均设作坊以供时需。宋朝工部文思院设“棱作”,内廷后苑造作所亦设“棱作”,只负责定器及其它器皿的镶口。北宋汴京城内,镶金属口的作坊面向市场,不必金银,铜口亦使定器增色。镶口这样一个风靡宋代的时尚,被后人责为亡羊补牢之举,缘于对古籍的理解有误。“定器有芒不堪用”(南宋 叶寘《坦斋笔衡》),芒被一直误解为芒口,即涩口,实为大谬。
 
  此次保利香港的拍品Lot 757 定窑印花卉纹盘而论,此件为圆口,浅弧形壁,平底,矮圈足。全器施牙白色釉,釉色偏黄,外壁有流釉痕迹。器口因覆烧有芒,故镶以楼粟色铜扣,尤显高贵典雅,足缘施釉。内壁口沿边缘下饰两道弦纹,下缘饰卷草牡丹纹,盘心中部饰开光回纹一周,内饰卷草,缠枝莲花卉纹。此件器型较大且规整,印花繁缛,层次分明,线条流畅,层次清晰,极显定窑印花品种制作工艺之高超。北宋苏轼《试院煎茶诗》、宋邵伯温《闻见录》、元刘祁《归潜志》、明曹昭《格古要论》、清朱琰《陶说》等文献,均对定窑有所记载。据《曲阳县志》载,五代时已盛产白瓷,但早在唐代已有白瓷产品的烧制,至宋代有较大发展;北宋定窑除烧白釉瓷器外,还烧黑釉、酱釉和绿釉等品种,文献称为“黑定”、“紫定”和“绿定”。北宋为定窑发展的鼎盛时期,制瓷技术有许多创造和进步。在清朝宫廷,北宋定窑御瓷也被乾隆皇帝所鉴藏,珍爱有加。好古而摹古抒怀是乾隆皇帝一贯秉持的艺术精神, 摒弃康熙皇帝以古瓷器未必洁净,仅可作为一般陈设清赏之物之理,反而让古陶瓷登堂入室,甚至赋予并视作它们可与古圣人连接、交流的一种工具。定窑纹饰中以印花纹饰最富于艺术感染力。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,成熟于北宋晚期。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、碗等器物中心,内外皆部纹饰者较少。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为层次分明,内壁外围与中间,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。本品素雅莹然,一如佳人玉立,釉莹润而淡黄,历尽千年之沧桑。全器上下皆以模印之法装饰,清晰精美,腹部则展现一幅荷池花卉夏景图,风姿饶人。图中碧荷舒卷如云,妍花飘香,如丝如缕,沁人心脾,野趣盎然。自古荷花深获文人赞颂,《群芳谱》曰,“凡物先华而后实,独此华实齐生。百节疏通,万窍玲珑,亭亭物华,出于淤泥而不染,花中之君子也。”莲纹贯穿中国历史,在陶器,瓷器制作上一直为官民所青睐有加,莲纹出现在瓷器始于东晋时期,经过隋唐到达北宋。而牡丹则在宋代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说被赋予了“花之富贵者“。被誉为”国色天香“的牡丹馨香宜人,雍容华贵。以唐代始,牡丹便被多作为一种流行的装饰题材。受唐影响,得宋而延续,宋代,牡丹纹饰依旧出现在众多宫廷器物之中,兴盛不衰。此件既凝积定器美学之菁华,同时又被清室乾隆之宫廷审美意趣之赞誉,流传至今。然而此大盘内中部印花的这种被后世称之为“满池娇”的纹饰,在后朝的元代中的元青花中便有大量的运用,可见宋代古人对陶瓷装饰的艺术对后世,乃至整个中国陶瓷史的影响。
 
  宋代是陶瓷美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时期。在花色品种和纹饰图案上,宋代陶瓷也有所改进和创新,形成自由奔放、雅俗共赏的时代风格。宋代的陶瓷生产遍及各地,南北皆有名窑,其中的定窑、汝窑、官窑、哥窑、均窑为北宋时“五大官窑”是专供皇家用品的窑场,规模较大,聚集了许多能工巧匠。定窑白瓷曾一度受到北宋朝廷的青睐,因而被作为宫廷用瓷。同时,臣服者也将定瓷作为供品献给皇帝。定窑的印、划、刻花纹极为精致,尤其是象征帝后的龙凤纹饰,再饰以金银镶口,还有描金定器,富丽工巧、倍极华贵。那时,宫廷用瓷多不厌奢侈,而芒口的定瓷完全可以包镶金银,以体现皇家身份的高贵。另外,定窑瓷釉层较薄,釉面光润,也使刻花、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,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。
 
  此次拍品Lot 758印花双鱼花卉大盘便为定器印花极致的代表,明初曹昭《格古要论》中称道:“古定窑器土脉细腻,色白而有滋润者为贵”。本品可谓宋代定窑之佳作,造型简约,形制优雅。胎质细密轻薄,呈现象牙一般的质感,隽永而淡恬。此件敞口,平底,弧壁,圈足,口沿露胎无釉处镶铜口。通体施白釉,釉色白中泛黄,外壁明显见到拉坯留下的旋痕以及蘸釉时留下的“泪痕”状垂釉。器里内壁口沿处模印弦纹三道,下饰缠枝卷草牡丹纹,盘心正中处模印开光回纹一周,内饰双鱼海浪纹饰,双鱼似惊跃于海天之间,游刃舒展。其内壁模印之折枝牡丹花卉纹饰,线条婉转舒畅,有如春风拂柳,诗意盎然,所印回纹轮廓线于中,大大增强纹饰之立体感。本品胎、釉、形、纹饰无一不佳,简洁而优雅,华贵而含蓄,北宋定窑之佳作也。定窑为赵宋名物,色莹而质润,千百年来备受文人士大夫之推崇,明人张应文《清秘藏》曰:“定窑有光素、凸花二种,以白色为正。白骨而加以釉水如泪痕者佳。”谷应泰《博物要览》卷二《志窑器》云:“定器有画花、绣花、印花三种。多用牡丹、萱草、飞凤三种。时造甚有佳器,式多任务巧。定窑印花纹饰似取材定州缂丝,以缂丝纹样局部地移植于瓷器。故定窑印花装饰一出现便极具神韵与造诣。此外,定窑装饰也部分受唐代金银器纹饰的影响。定窑器皿以宣和、政和年造者佳。时为御府烧造。色白质薄,土色如玉,物价甚高。” 以鱼纹饰装饰的瓷器较为多见,不同风格的鱼纹被用来装饰在定窑,耀州窑等瓷器上。北宋定窑瓷器中,鱼纹较多常见者为鱼与莲荷组成之荷塘风光,水藻游鱼,与最为常见的题材,双鱼。极富慕古情怀的乾隆皇帝对定窑颇为痴爱,对内府典藏的定器多加品评,前后曾赋诗28首,堪称一绝。其中清宫旧藏宋定窑白釉印花菊凤纹盘,外底镌刻的御题诗最广为流传。诗曰“古香古色雅宜心,宋定名陶器足珍。质韫珠光堪作鉴,纹镂花鸟具传神。擎来掌上掬明月,题向诗中证旧因。 盛得朱樱千万颗,满盘琥珀为生辉。” 以示世人其弥足之珍。
 
  定窑瓷釉层较薄,釉面光润,也使刻花、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,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。 由此可鉴,此件印花牡丹双鱼盘虽镶铜口,但就印花纹饰繁缛的程度也可依稀判其极有可能为皇家御用器物。在北宋五大名窑中,只有定窑烧制白瓷,而汝、官、哥、钧都是以青釉取胜的。然而,定瓷精品之所以受到皇室官府的青睐,倒不仅仅在于其如雪似银的胎釉,而在于它的精美的划花、刻花和印花的纹饰。苏东坡曾在诗中对“定州花瓷”推崇备至。清乾隆年间唐铨衡所著《文房肆考》中,认为“古定器以政和、宣和间窑为最好”。政和、宣和恰恰是艺术家皇帝宋徽宗的年号。宋徽宗于书画有独特的造诣和很高的欣赏水平。因此对定窑的艺术性装饰,也十分地看重。定窑为宫室定制过不少高档瓷器,并让玉工刻上宫殿的名号。这种刻、印花瓷器的胎体比厚釉装饰所采用的胎体选料精细,加工精致。可以说是胎(质地和纹饰)与釉共同构成了似玉的质感。定窑的釉色有似雪的白色和白中微闪黄的象牙白色;耀州窑的釉色是以橄榄绿为代表,同时还有青绿、姜黄等色;景德镇窑的釉色则综合了青色和白色的优点,是青中有白,白中显青的青白色。这些釉色的特点都是薄而透明,能映出胎体的色泽与纹饰。如果说,汝、官、哥、钧和龙泉窑采用的厚釉装饰,其釉的色彩和似玉的质感主要是从釉本身直接反映出来的话,那么,上述三窑釉的色彩和似玉的质感,除釉的色质外还与胎体的色泽、质地及纹饰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。宋代瓷器薄釉装饰所具有的釉色美,体现釉与胎及纹饰三者共同构成的似玉的色泽与质感。乾隆皇帝称赞定窑白瓷“既质玉之质,复白雪之白”;宋代《德应侯碑》赞美耀州窑青瓷“巧如范金,精比琢玉。”“视其色,温温如也”;宋代诗人李清照《醉花萌》词“薄雾浓云愁永昼,瑞脑销金兽,佳节又重阳,玉枕纱橱,半夜凉初透……”一段话中的“玉枕”,则是对景德镇窑青白瓷的赞美。宋代瓷器釉色追求自然天成的美,受益于传统美学思想。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,就是崇尚天然真实,鄙薄雕琢伪饰,把自然朴素之美作为理想之美的典范。这种对自然美的崇慕和追求,对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中国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。宋代瓷器釉色追踪自然天成的风韵,不仅同中国传统美学的旨趣相合拍,而且在这种美学观念指导下产生的艺术佳作,由于是通过工艺技术手段来实现的,因此,它们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绘画、书法等艺术形式相比,人工编造的痕迹更少,真可谓达到了天然浑成,天衣无缝的妙境。虽然定州器在北宋晚期被宋徽宗逐渐淡漠,取而代之的是青瓷汝、官器的盛行。但其精妙的一抹白,仍让后人追捧至今,不免让人有感一句徽宗之言“舞蝶迷香径,翩翩逐晚风”繁华之后的落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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